✏️AI深入解讀：王冠雄 南海違規常態化 台灣主權邊緣化

    2026年7月12日適逢南海仲裁案裁決十周年，王冠雄教授於《中國時報》發表〈南海違規常態化，臺灣主權邊緣化〉一文。該文並未停留於回顧2016年仲裁案本身，而是藉由十年來南海局勢的演變，重新檢視國際法、海洋治理與區域安全秩序之間的互動關係。本文最大的特色，在於突破傳統僅以法律或主權爭議分析南海問題的架構，而是建立一套結合海洋法律（Law of the Sea）、海洋政策（Ocean Policy）、海洋治理（Ocean Governance）及印太地緣政治（Indo-Pacific Geopolitics）的整合性分析架構。

全文可歸納為四個相互連結的核心命題（Core Propositions），形成一條清晰的論證鏈（Analytical Logic Chain）。第一，2016年南海仲裁案改變了法律論述（Legal Narrative），卻未改變南海的權力現實（Strategic Reality）；第二，南海十年來最大的變化不是戰爭，而是灰色地帶行動（Grey Zone Operations）逐漸形成「違規常態化」（Violation becomes Normal）；第三，在灰色地帶治理（Grey-zone Governance）持續深化下，我國逐漸由南海重要當事者轉變為相對被動的參與者；第四，若海洋政策仍停留於維持既有原則，而缺乏治理能力與政策工具的調整，則可能使我國海洋權益及區域影響力持續邊緣化。

從海洋法律角度觀察，王教授首先重新檢視南海仲裁案十年的法律效果。其論述的核心，其實可濃縮為國際法的一項基本命題：Binding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Enforceable（具有法律拘束力，不必然具有強制執行能力）。依據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》（UNCLOS）附件七所作成之仲裁裁決，依法具有最終且具拘束力（Final and Binding），然而，由於國際法缺乏集中性的執行機制（Centralized Enforcement），法律效果仍須依賴國家遵循（State Compliance）及政治力量支持。南海仲裁案十年的發展，正充分反映國際法制度在面對重大地緣政治競逐時的制度性限制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王教授並未重新辯論太平島究竟屬於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》第121條所稱之「島嶼」（Island）或「岩礁」（Rock）等法律技術問題，而是將分析焦點由Law in Books（法律文本）逐步轉向Law in Action（法律實踐）。換言之，其關切重點已不只是法律規範是否存在，而是法律是否能夠真正影響國家行為（State Behaviors）及海洋秩序（Maritime Order）的形成。

相較於法律分析，本文更大的重點實際上在於海洋政策的調整。王教授提出「原則未變、但處境更為邊緣化」的觀察，反映公共政策研究中典型的Policy Adaptation（政策調適）問題。政策目標（Policy Goals）可以維持一致，但政策工具（Policy Instruments）必須隨著外部環境變遷而持續修正。若僅停留於「維持現狀」（Status Quo）本身，而忽略周邊國家已透過海警執法、聯合巡航、資訊共享及安全合作持續改變區域海洋治理結構，則可能陷入所謂的Status Quo Trap（現狀陷阱），即愈試圖維持現狀，反而愈容易失去原有現狀。

本文最具學術價值之處，在於其將南海問題提升至海洋治理層次加以分析。王教授實際上指出，南海海洋治理模式已逐漸由傳統的Rule-based Ocean Governance（以規則為基礎之海洋治理），演變為Competition-based Ocean Governance（以競爭為基礎之海洋治理）。過去各國強調的是「誰擁有法律權利（Who has Law?）」，如今更重要的是「誰具有持續存在（Who has Presence?）、誰擁有海警執法（Coast Guard）、誰具備海域意識（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, MDA）、誰掌握海洋情資與科技能力」。海洋治理的重點已由法律規範逐步延伸至行政管理、執法能力、科技監偵及實際控制等綜合治理能力。

文章提出「違規常態化」（Normalization of Illegality）概念，更可進一步理解為Violation becomes Normal。在長期灰色地帶行動累積下，海警對峙、水炮驅離、行政干預及船舶碰撞等原本屬於例外（Exception）的事件，逐漸演變為日常治理模式（Routine Practice），並形成國際關係理論所稱之Norm Shift（常規轉移）。這種漸進式改變，並非透過一次性的武力衝突，而是藉由長時間累積的行政存在與執法活動，逐步改變海域秩序與管轄現狀。

在地緣政治層面，王教授則將南海置於印太戰略（Indo-Pacific Strategy）及第一島鏈安全架構下重新理解。南海、巴士海峽、臺海及東海之間已形成高度連動的海洋安全空間，區域海洋治理亦逐漸由大型多邊制度，轉向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Minilateralism（小多邊合作）及功能性合作（Functional Cooperation）。海巡合作、海洋科研、海洋環境保護、漁業管理、海難搜救（Search and Rescue, SAR）及海域意識（MDA）等議題，正逐步形成新的Ocean Governance Network（海洋治理合作網絡）。

基於上述觀察，王教授提出的政策建議，其核心已不再侷限於傳統外交承認（Diplomatic Recognition），而是更重視Functional Cooperation（功能性合作）。在法理層面，應提升「法律外交」（Legal Diplomacy）能力，不僅重申法律立場，更應透過「法律論述」（Legal Narrative）積極參與國際規範之建構；在安全層面，則應強化灰色地帶應處能力，提升海域監測、海巡執法及跨部會協調；在外交層面，則應將理念相近國家的政治支持，逐步轉化為具體的海洋治理合作成果，以提升我國在區域海洋治理中的能見度與影響力。

整體而言，王冠雄教授藉由南海仲裁案裁決十周年所提出者，不僅是對南海局勢的觀察，更是一套關於當代海洋秩序如何形成的理論性思考。其真正關心的，不只是仲裁案本身的是非，而是海洋秩序（Maritime Order）形成模式的典範移轉（Paradigm Shift）：未來海洋秩序將不再僅依賴法律規範（Law-based Order），而是逐步演變為法律規範、海洋治理能力、國家實力及區域合作共同建構的「以治理為基礎之海洋秩序」（Governance-based Maritime Order）。對臺灣而言，如何在法理主張（Legal Claims）、治理能力（Governance Capacity）、政策工具（Policy Instruments）及功能性合作（Functional Cooperation）之間建立整合性的海洋戰略（Integrated Maritime Strategy），將是未來維護海洋權益與提升區域影響力的關鍵所在。（完）